在《通论》问世之前，凯恩斯已花了多年笔墨，敦促各国政府，尤其是英国与美国，采取更积极的财政措施以应对经济低迷。他早在1929年股市崩盘前就主张通过公共工程刺激经济，并把英国长期未能恢复繁荣归咎于自1920年代中期起奉行的错误汇率政策。《通论》旨在为这类政策提供理论支撑，整合私人部门的行为与政府的集体行动，从而更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这是对大萧条这类历史性经济灾难的一种回应。

若仅从当时的产业结构出发，凯恩斯完全可以把论述限定在垄断或寡头控制的现实上，诉诸垄断理论来解释价格与工资的僵化。实际上，他的同僚如罗宾逊与张伯伦等人就在不完全竞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凯恩斯刻意把论点安放在竞争性经济的框架中，目的在于说服主流学界：造成长期失业的根源并非简单的市场结构偏离，而是更深层的宏观机制问题。过分关注现实中的垄断，只会把注意力从是否需要新宏观理论这一核心问题上转移开来。

当时经济学界普遍信奉市场具有自我修复功能的信条：衰退会通过价格和工资的调整被自然逆转，政府的积极干预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恶化局势。正统观点将失业归结为摩擦、不完全竞争，或某些集体行动（如工会、福利制度）对竞争的扭曲，因此其治疗思路是促成更充分的竞争。凯恩斯则提出不同看法：即使在接近教科书式的竞争市场中，经济也可能陷入长期、深重的失业而无法自我恢复，从而需要宏观层面的政策干预。 qy球友会官网

关于摩擦性或不完全性导致的失业，学界已有不少研究与政策建议，公共工程之类的对策也并非新鲜事物。但凯恩斯强调的是，这些微观层面的补救并不能触及导致总体需求短缺的更广泛问题。把问题仅仅看作市场不完善的局部现象，会使人低估体系性失灵的可能性，从而忽视需要由政府出手的整体性解决方案。

资本主义是否只需局部修补还是需宏观重构，这一争论并非凯恩斯时代才有，也不局限于学术圈。在20世纪初的美国，各种观点并存：有坚定反对政府干预的主张，也有认为大企业主导经济、需要公共政策加以调节的声音。凯恩斯的贡献在于，他以宏观视角揭示了失业与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挑战了市场自我纠错的乐观假设，进而为国家在经济低迷时采取积极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